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在1978年到1982年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78年12篇、79年4篇、80年9篇、81年26篇、82年166篇。

但是，何为权利行使的合理性？基本权利最常见的行使方式就一定是合理的吗？什么是最常见的行使方式？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不可避免地涉及解释者的主观经验判断。[38]诚可谓：不得滥用此种自由与权利，而应经常负起用以增进公共福社的责任。

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包括内心的信仰自由、宗教的活动自由（包括宗教的集会、祈祷、结社或举行特定的宗教仪式等）。[19]参见汪渊智：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第15-22页。[35]我国晚近修改的三大诉讼法有明显改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提起再审的主体过于宽泛，当事人、法院、检察院都可以提起。这些人的维权要求可适当列入行政补偿范畴予以解决，而不能以行政赔偿问题认定。日本受德国团体主义和社会本位思想的影响，其民法的基本原理作了大幅修正，如从私有权绝对到绝对私有权与尊重公共利益并重，增加了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其一，一些资源永不短缺的权利，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等。因此，照搬日本基本权利滥用的标准不可取。[70]然而，就在这一案情基本类似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彻底推翻了1926年的见解：国会的立法可以合宪地将总统的免职权限制于法律列举的有限事项之中。

因此不构成对原告言论自由的侵犯。此外还会规定下属机构的设置与职能以及部分下级官员的名称、任免条件和职权等。尽管历史上并非没有这样的情况，比如建立于1789年的外交事务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后更名为国务院），作为联邦政府的第一个执行部门，就是由仅有四个条文构成的、专门规定该部官员任免和职权的组织法案设置的。该委员会的职能是接受和裁决在二战期间、因处于敌人控制之下而遭受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被囚禁者、战俘和宗教团体的战争补偿申请。

汉密尔顿就认为本条是一种纯粹的文字赘余（redundancy），因为这种权力是官职（office）理所应当白勺结果（the right for which it provides would result of itself from the office）。也即，官员免职限制条款的合宪性必须根据机构的法律性质确定。

如果总统不能对执法活动进行某种监督，那么这种规定就毫无意义。她认为，不论是多元主义的竞争修辞，还是最近的合作行政修辞，都是将政策制定的中心放在利益集团政治上，官员变成了中间人，行政过程变成了配租。[63]See DOT v. Assn of Am. R.R., 135 S. Ct.1225，（U.S.2015）. [64]See Lebron v. Natl R.R. Passenger Corp.,513 U.S.374,（U.S.1995）. [65]See Kevin M. Stack, The PresidentS Statutory Powers to Administer the Laws，106 Columbia Law Review, 263（2006）. [66]See David Lewis ? Presidents and the Politics of Agency Desig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p.39,49. [67]See Kent H. Barnett, Avoiding Independent Agency Armageddon，87 Notre Dame Law Re view ，1349（2012）. [68]See Richard J. Pierce, Jr, Saving the Unitary Executive Theory From Those Who Would Distort and Abuse it: a Review of the Unitary Executive by Steven G. Calabresi and ChristopherS. Yoo，1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593（2010）. [69]See Myers v. United States,272 U.S.52,（U.S.1926）. [70]See Humphreys Ex r v. United States,295 U.S.602，（U.S.1935）. [71]本案判决两年之后，1937年罗斯福总统的行政管理委员会向他提交的报告中使用了这一术语。最后还规定了行政重组的一般程序，以及国会和总统在政府重组中各自的权限。

研究者又进一步指出，在未涉及诉讼以及需要在有限的行政资源约束下确定政策优先事项时，这种法律解释权尤为重要。以下通过三个案例加以说明。其对执行权概念的拆解，也违背了从洛克、孟德斯鸠以来对执行权字面含义的理解，即执行法律的权力，而不只是他们主张的军事、外交权。美国的组织法定主义就是这一革命与反革命逻辑相互妥协的产物。

因此只是对其裁决程序的正当程序性要求最初产生并合法化了其独立性，而转为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则对其继续保持独立性地位构成了挑战。[50]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公务接待中的资金浪费问题，包括接待中的馈赠、娱乐、餐饮等支出，负责接待的一方也存在着以公务为名在接待活动中为本人谋取私利的情况，并非单纯只是遭到困扰的一方。

[14]甚至，连伯克（Burke）也不得不承认，公职名单为英王提供了腐蚀议会代表的力量，导致了英王影响力的过度扩张——可以购买议会的服从。而多数州宪法都规定官职任命权属于议会，这也成为各州内讧的主要根源。

[82]这就造成了，当时德国法虽一般不承认行政组织规范具有法规性，却实际上存在着关于行政组织的教义学分类的研究特点。[85]司法实践中，承认其享有一定的主观权利，如就名誉权侵害可提出民事诉讼，而不单纯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或国家实施公共教育职能的组织工具。英王同样也是荣誉、官职（office）以及特权的源泉（fountain）。但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构成行政组织的和（政府形式）的，不只是其组织立法，还有它的规章、习惯和司法判决。[88]尤其对行政组织问题而言最基本的组织权在立法与行政机关之间的适当配置以及组织立法权行使的宪法控制问题，美国的组织法定主义实践提示我们，行政组织法学的研究还可能需要一种宪政层面的思维高度和视野。因为公职名单中的职位及其工资、退休金待遇，在那样一个并无多少固定工资职位的年代，对议会成员及其亲属都是很有吸引力的。

同时规定了部门首长具有的及其可以委任给下级官员行使的，在机构内部组织事项（如雇员行为、业务分工、业务标准、文件记录、机构财产保管和使用）上实施管理、调查和效能评价等方面的一般职权。他们尝试了一系列试图改变宪法的策略。

在2013年的美国铁路协会诉美国交通部一案中，哥伦比亚巡回区上诉法院推翻了本法的授权制规条款。而法律性质处于本案中机构与纯粹执行部门之间机构的免职条款的合宪性问题，只能留待将来的判例逐个解决。

[24]人们开始反思革命时期的政治偏见，重新审视执行权在制约立法分支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即使是组织的细节问题，但国会认为需要加以明确的，就可予以详细规定。

故诉请法院宣告PCAOB违宪，并根据惯例给予原告衡平法上的禁令救济以停止其执法程序，防止违宪机构的活动侵犯个人权利。[66]因此，以司法来制衡国会的组织立法权就非常必要。因此，任意免职权只能适用于纯粹执行分支的官员，而不是本案中的官员。标题5第一部分《机构一般》（The Agencies Generally）规定了联邦行政机构的类型和具体名称。

[69]本案中总统就未能依据法定理由免除该委员的职务，其遗嘱执行人因此向法院主张政府应支付该委员剩余任期的薪水。基于本判决中的修辞——也可视为立法或司法分支的机关，学者开始将独立管制委员会称作第四分支。

法院为了限制前案的先例效力，于是运用普通法中的案例区别技术，最终确立了本案中执法机构所具有的组织特殊性，使其与其他行政组织区别开来。[67] 不同的机构，国会往往对其主要官员的免职条件做出不同的规定。

联邦行政机构包括执行部门，军事部门，政府公司（联邦政府控制或者拥有的公司）和独立设施（不属于前三者，也不是作为前三者一部分的机构）。因此，除了设置官职，英王还享有独立的官职任命权。

这种立法隐含的免职限制理论，预示着法院可以根据其对执法机构之职权、组织形式结构、官员的任命程序等特征的法律解释，去认定某些未明确规定的组织法规则是否应当适用。参见James O. Freedman, Crisis and Legitimacy: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and American Gover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17—18.但此后，由于独立管制委员会实践的确立，尽管宪法从未设想过这一机构的可能性，法院的这一组织创新还是被人们所接受，学者也开始在正面和肯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79]它其实是多重宪法价值共同促成的结果。[81]随后，公法人格又被德国适用于人事和财政方面享有独立权限的城镇，以及那些拥有独立法律权能和资金的行政实体，如公共营造物、公法财团、根据公法组织的教会和社会保险法人等机构。

[61]法院认为：作为盈利企业，Amtrak是市场参与主体。[50] 在内容上，具体联邦机构的组织法也呈现出很高的规范密度。

其作用类似宪法，实现了该地居民有限程度的自治。1988年的莫里森诉奥尔森一案是这一转折的开始。

但对财政部却并未称其为执行部门，规定财政部的审计官完全不受总统的控制，且通过规定该部职责建立起国会与该部的密切关系。[85]参见常秀鹏：论高等学校特别公法人定位，《河北法学》2009年第1期。